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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关于莫言和莫言研究的札记

来源:《小说评论》 作者: 更新时间:2018/11/3 0:00:00 浏览:1158 评论:0  [更多...]


2003年出版《莫言王尧对话录》(严格说这是一本访谈录,后来收入《莫言文集》之《碎语文学》,改名为《与王尧长谈》;我当时还做了与韩少功、李锐的对话录,和莫言“对话”时,我发现如果我不时插话,莫言关于自己生平、创作道路、文本、文学观等的叙述可能就不会完整,因此对自己的角色做了调整)之后,我只写过几篇短文谈论莫言,或者在综合研究中讨论到与莫言创作相关的问题。用相当的篇幅综论莫言,是我的写作计划之一,我同时又意识到深入系统究并莫言不是一件简单的学术工作。因此,我一直关注学界同仁多年来研究莫言的成果(包括对莫言的否定性的批评文章)。林建法先生曾经主编出版《说莫言》(上、下),收录了19862013年间《当代作家评论》发表的莫言文章和研究莫言的论文数十篇,可以视为一本刊物研究一个作家的“批评史”。而更多的莫言研究成果则有待批评界整理和检讨。关于莫言的研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构成,尽管对莫言创作的评价在有些方面不无分歧,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论述中,莫言无疑被确定为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他的文学世界已经是一个丰富、巨大的存在,并非因为获奖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如同莫言在《蛙》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有很多批评界同仁以为莫言在《蛙》之前有更重要的作品应该获得此项文学奖。换言之,莫言的意义首先不是由某个奖项(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赋予的,茅盾文学奖,尤其是诺贝尔文学奖是对莫言意义的一种重要确认,同时也提供了我们认识莫言的一种重要参照。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世界最重要文学奖的诺贝尔文学奖拓展了认识莫言的视野,有助于我们在更为广阔的文学空间中理解莫言的意义,并且由莫言的获奖来讨论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以及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的若干问题。 十几年前的2011年秋天,我与林建法先生合作在苏州大学主持“小说家讲坛”,我在开坛致辞时说,“小说家讲坛”的设立,是为了彰显小说家们被遮蔽掉的意义,在这个讲坛上演讲的小说家堪称是杰出的甚至是伟大的作家。坦率地说,十几年过去了,我觉得自己的判断没有大的失误,莫言和他的许多同辈作家堪称杰出的甚至是伟大的作家。我对个别作家做这样的判断,并不意味着我以此对当代文学做等同的整体性评价,也不意味着我认为莫言或其他重要的作家是完美无缺的,我同样认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某些方面或许可以发挥得更好些。但我重申我自己的观点,坚定地认为,莫言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写作这篇札记时,我在微信中读到激烈批评、甚至是嘲讽莫言近作的文字。我也读到了莫言有感而发的“打油诗”。其实,无论肯定还是否定莫言的近作,都需要有学理性的阐释。我以为,以莫言的成就、胸襟和智慧,他能够对待那些在学理层面上批评他的文章,如果他的近作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他更需要学理的而非意气用事的批评。作为整体的莫言创作,自然包括了成功和不成功的作品,读者满意的和不满意的作品,批评家肯定的和否定的作品,但如果以后者来解构莫言的意义,至少在方法上是不妥当的。因此,当下的莫言研究仍然需要重视问题和方法。

以我肤浅的观察,近几年来关于莫言的研究在“海外传播”这一部分逐渐拓展和充实,整体研究比获奖之前并无更多的拓展和深化。这其中的原因很多,除了莫言文学世界本身的丰富性外,获奖后的莫言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这增加了研究莫言的难度。虽然我在2013年就提出回到文学的莫言,现在也仍然坚持这样的主张,但我知道关于莫言和莫言研究事实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非文学、非学术的因素。回到文学的莫言,并不是人为地筑起藩篱,而是在与非文学、非学术的关联中,侧重莫言的文学,对莫言的意义做出文学的、学术的评价。 我们可能会忽视一个问题,一个获奖作家在享受如此灿烂的荣光时,同时也许会承受常人无法想象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说,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一个“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庞然大物,国外一些作家在获奖之后再无重要作品,未必是江郎才尽,或许是因为这个奖项压得作家无法喘气。心态的变化,会对作家,即便是伟大的、优秀的作家产生致命的影响。我们现在还不能对莫言的新的可能性做出消极的预测,莫言在获奖之初就意识到了获奖对对一个作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并期许自己能够写出新的优秀作品。以我的观察和分析,莫言在获奖之后是冷静的、理性的。莫言这两年发表了若干新作,我称之为“再出发”。莫言的“再出发”表明他个人已经从喧闹中沉寂下来,我们有理由期待他会写出优秀作品。 莫言在获奖之前,对诺贝尔文学奖已有自己的思考。在长谈时,我提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莫言回答说:“诺贝尔文学奖是个好东西,我觉得没有必要回避。好像说鲁迅曾经拒绝过诺贝尔文学奖,但那仅仅是几个中国人要给他提名,并不是瑞典文学院把奖给了他而遭他拒绝。所以说鲁迅拒绝诺贝尔奖仅仅是一个态度,并没有成为事实。尽管对这个奖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但它的诱惑是挡不住的。在百年的历史上,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了一些伟大的作家,但也有不少得奖者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几十年后被人忘掉了,这也是正常的。”“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奖,不可能把所有的好作家都容纳进去。有些好作家没来得及参评就已经去世了,有些作家本来没有这种资格却得了奖,这基本上不影响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性,因为它评出的大部分作家还是真正了不起的。我想,大多数作家不会为了得奖才去写作。事实也证明,当你想得什么奖而去写作的时候,你多半是得不了的。”“再就是,当某人得奖呼声很高的时候,这个人往往是得不了奖的,得奖者经常是那些仿佛突然地从地球深处冒出来的一样。譬如,当年意大利最有希望得奖的,最有资格的,众望所归的,我想是卡尔维诺,如果他得了奖,那么全世界就都会鼓掌,但最后是达里奥·福,一个喜剧演员得了奖,文学界一片哗然。这就是我前面说过的,不是达里奥·福比卡尔维诺好,而是达里奥·福比卡尔维诺更符合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莫言在2012年说的这几段话,仍然是我们理解莫言的一个参照。 我所说的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一个“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庞然大物,在中国的文化现实中可能更是如此。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一个太久远的期待,太遥远的梦想。从鲁迅到老舍再到沈从文,诺贝尔奖文学成为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典型的文化符号,其中灌注了太多的寄托,也纠缠了太多的非文学的因素。当这个重要奖项终于和中国作家莫言联系在一起时,曾经有过的历史复杂性都在这个时候省略和简化了,并且都聚焦到莫言身上。对莫言的期待,在文学之外,还有文化的,政治的,甚至是经济的。就莫言个人而言,他的日常生活改变了,他失去了以往的普通人所具有的自由;他和别人的交往方式改变了,或者说别人和他的交往方式也改变了;他在公众场合出现的方式改变了,他不是文化明星也不希望自己成为文化明星,但别人把他当作文化明星。与这些相比,莫言面临的更大的困境是,政治人物、作家、批评家和读者因为这个奖而改变了观察他的眼光和价值判断标准。莫言不可能拒绝所有的社会活动,但他的任何一次演讲都被关注、检测乃至挑剔。在一个价值观分裂、利益诉求混杂的社会里,莫言的讲话常常被人朝不同的方向解释。这些年来围绕莫言的种种争论以及非议,在很大程度上都超出了莫言本身,折射了当下社会的问题。 如是观察和思考问题时,我以为,我们既要对莫言有所期待,又要对莫言有所理解和体贴。对莫言而言,这样的文化现实或许能够转化为他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新思考,转化为他文学叙事的中的生活和故事。而我们在研究莫言时,同样需要“减负”,需要剔除那些附加在莫言身上的因素。在《实习生》这部电影中,创建了时尚网站的朱尔斯·奥斯汀曾问退休之后重返职场的本·惠科特:为什么你每次都能讲正确的话?确实,就电影中的故事而言,本·惠科特每次都以正确的话回答朱尔斯·奥斯汀。电影中的这句台词让我大为感慨,在现实中有无始终讲正确的话的人?我们为什么每次都要莫言讲正确的话?什么是正确的话?如果莫言几十年来一直讲正确的话,莫言也就没有那些经典之作了;或者说莫言就不是文学的莫言了。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已经五年多,关于获奖的一些细节逐步披露,这为我们澄清一个事实创造了条件。 在莫言获奖后,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批评了莫言的创作。顾彬教授认为,莫言找到了美国翻译家葛浩文(HowardGoldblatt)帮他翻译作品,这也是他的文学受到认可的关键因素,因为葛浩文的翻译不是逐字逐句翻译,而是整体的编译。顾彬教授所谓“编译”(或“改译”)的言辞后来演变为:莫言获奖主要是因为葛浩文先生的译本好,诺贝尔文学奖不是授予作家莫言,而是授予翻译家葛浩文。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也影响了中国的一些批评家和读者。 无疑,葛浩文教授对莫言作品的英译在英语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葛浩文在2012年之前翻译出版的主要文本是:《红高粱》(1993年)、《天堂蒜薹之歌》(1995年)、《酒国》(2000年)、《丰乳肥臀》(2004年)、《生死疲劳》(2008年)和《檀香刑》(2012年),《四十一炮》和《蛙》的英译本则分别在20132014年出版。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与莫言多有沟通,他要删去一些他以为累赘的章节。莫言同意葛浩文的意见,而《天堂蒜薹之歌》的结尾,则莫言自己重写的。葛浩文的译本如何,是一个学术问题,在此不论。 顾彬教授等人说瑞典学院是根据葛浩文的译本授给莫言诺贝尔文学奖,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妄测,而且忽视了一个常识:瑞典学院并不会只根据一个人的译本确定是否授奖,他们要参照几种译本。其实,《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酒国》《十三步》等小说的法文版,很多都先于英文版出版。根据我的了解,莫言小说法文版的出版时间分别是:《红高粱家族》(1990年)、《天堂蒜薹之歌》(1990年)、《透明的红萝卜》(1993年)、《十三步》(1995年)、《酒国》(2000年)、《丰乳肥臀》(2004年),法国汉学家杜特莱夫妇和尚德兰的精确译本,应该比英文译本更早地进入了瑞典学院的视野。在颁奖典礼的晚宴上,希尔维亚王后对莫言说,她十几年前就读过莫言小说的法译本。在各种译本中,瑞典汉学家陈安娜翻译的瑞典文版,也是值得注意的。 莫言本人并不否定葛浩文英译本对他获奖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如果把莫言的获奖归结到葛的译本,不仅对莫言是一种伤害,对其它译本的译者也是不公道的。瑞典学院不仅不轻信一种译本,甚至还要派人到作家所在国秘密调查这位作家在本国的反映。瑞典学院在跟踪阅读莫言十几年后,又让马悦然秘密翻译了莫言的部分中短篇小说供院士们阅读。因是职务行为,马悦然翻译的莫言短篇小说集在莫言获奖前不能出版,莫言获奖数年后,征得学院的同意,才得以出版。瑞典学院的严谨和专业是毋庸置疑的。

坦率说,当我陈述莫言获奖之后的境况并试图做出一些简单分析时,我意识到其中的困境之一是仍然在缠绕作家的文学与政治、体制的关系。我注意到,越来越的人更在意莫言在文学之外的发言,而在文学之外发言,恰恰不是莫言的长处。回溯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历程,莫言是一位很少在作品之外对现实问题发言的作家,在这个层面上,莫言和他的前辈作家和同辈作家中的一些人相比,并无特别心潮澎湃的“政治热情”和“干预意识”。但成为“文化符号”的莫言在获奖之后,有时又不得不“发言”。此时,人们对莫言的要求,已经不是对一个普通作家的要求。这样的要求自然有合理的成分,但如以此论定莫言又失之偏颇。我曾经在一篇短文中谈到,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不少人对莫言都有一种非文学的期待,种种期待的背后也潜藏着种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因素。当莫言的一些回答和这些期待有落差时,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分歧也就凸显出来。莫言几十年的创作道路表明,他并不愿意离开文学成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而在复杂的文化现实,又有很多人期待他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这是一个困扰“五四”以来中国作家的重要问题。和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老舍、巴金、周扬、胡风那两代作家、批评家不同,当代作家或者批评家对现实的影响远没有他们那么深刻和直接。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文学的启蒙和政治的思想解放运动有过密切的关系,也有一些作家曾经试图“干预现实”,但多数作家没有在这条路上往前走。这不完全是文学体制的限制,也与当代作家的特质有关,像鲁迅那样既是文学家又是思想家的知识分子并不多见。能够在文本内外对社会、现实的诸多方面做出文学的、思想的回应,已经不是中国当代作家的长处。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我近几年在研究“陪都”重庆时的知识分子,颇有感慨。我们尊敬的那些作家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顽强地生活着,创造着。他们中有许多人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有过“失常”的表现,有些言行,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几乎是匪夷所思。其中一些作家在“文革”结束后有所反思,或者有深刻的反思,如巴金、周扬等。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人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主张对历史苛刻,对个人宽容些。 我曾经比较过莫言在小说和散文中的存在方式(当然这是有差异的两种文体)。我发现,莫言虚构的能力远远胜于非虚构的能力。当他以想象的方式构建文学世界时,莫言天马行空。而他以写实的方式直接记录生活时,和小说相比显得拘谨,尽管在他的散文随笔、讲演、问答中也充满真知灼见和神来之笔。但总体而言,莫言不是以直接的“言说”来表达深刻思想,而是以虚构的“创作”来传达他具有创造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果阅读过完整的授奖词,我们会发现,诺奖评审委员会对莫言的肯定,除了他的文学才华、创作方法外,还有他的创作直面历史和现实,而不是妥协和顺从。至少在创作上,莫言是突破了许多禁忌的。如果就文学与历史和现实的批判性关系而言,《红高粱》《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无疑杰出的作品。在小说文本中,莫言是一位具有良知和批判性的作家。因而,一些批评莫言的人,甚至极端而荒唐地指责莫言是“汉奸”。这种极端的、非学术的言论反证了莫言是一位具有良知和批判精神的作家。 当我们在文化现实中也深刻体会到内心世界的矛盾、痛苦、分裂甚而是懦弱时,需要体会莫言这一代作家成长和发展的的不易。如果简而化之,以人与体制的关系论,很难说谁与文学体制没有关系。我在呼应丁帆教授《青年作家的未来在哪里》中的观点时认为:“在文化现实中,正确处理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后,“体制”对文学的影响是正面的。从另一个角度看,文学发展中的挫折、困境也与这一关系未能适当处理有关。”“几十年来,我们习惯于把文学的兴衰作家的得失与历史和现实加以关联。确实,历史和现实的力量是强大的,但即使在‘文革’时期,仍然有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写作。超越历史和现实的限制,恰恰是文学的功能之一。这不仅是指文学想象和建构文学世界的独特方式,而且也包含文学世界对意义的独立建构。在这一点上,优秀作家之所以优秀,就在于他有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果把所有问题的症结归咎于体制的限制和时代的复杂,就可能会为个人放弃在文化现实中的坚守寻找安慰的理由。因而,我们需要在作家、批评家与体制、现实的相互关系中讨论问题。”在讨论文学的莫言和文化现实中的莫言时,我仍然持这样的观点,并且认为文学体制曾经为莫言这一代作家创造了条件,莫言这一代作家也在创作中突破了文学体制的限制从而促进了文学体制的调整。当文化现实叠加了更多的复杂问题时,莫言面临了如何再次超越的问题。

研究莫言还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即莫言和同时代作家的关系。有认为,中国还有其他作家可以得诺奖;或者说,中国有不少作家和莫言一样重要。这些说法隐含的意思并不完全相同,如果从正面理解,也许应该是不能非此即彼,“扬李抑杜”。我并不认为重视了其他优秀作家的成就削便弱了莫言获奖的“合法性”;同时,突出了莫言便遮蔽了其他作家的成就。当我们在整体上肯定这个时代或许是优秀作家诸峰并起时,我们并不能忽视莫言的不可替代性。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当我们论述当代文学史的秩序时,莫言是处于中心位置的少数几个作家之一。如果说,在获奖之前莫言和同时代的优秀作家在文学秩序中的位置处于并列的状态,那么获奖之后,莫言的位置显然前移了。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唯一的,但确是将作家作品经典化的重要方式之一。 “位移”中产生的这样一种关系其实并非对立的关系。莫言在获奖之后,也多次肯定他同时代作家创作的意义。我们都注意到,他感谢了支持和批评他的人,他说他不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学,他肯定中国未获奖的作家有许多人是优秀的,他坦言他的写作超越党派,他也不希望有莫言热,等等。我并不认为这是莫言的客套话,而是基于他对亲历的当代文学史的认识。莫言对其他作家的尊重既见于他的文章,也体现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的活动中。在对话录这本书的后记中,我曾经说到一个细节:我在谈话中称莫言为“天才式的作家”,但莫言在修订谈话录的文字稿时,把“天才式的作家”改为“有点才华的作家”。付梓前,我又改为“天才式的作家”。这本对话录后来在台湾出版了繁体版《说吧,莫言》,莫言仍然按照他的意思又改了过来。所以,我很能理解莫言在获奖后用他父亲的话说自己仍然是个农民的儿子。 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当然不可能是一个作家的文学史,但是以重要作家作品为主体的文学史。我们现在在研究中需要进一步阐释的问题是:莫言和同时代的优秀作家构成了怎样的多元共生的关系;在跨文化的语境中莫言何以脱颖而出成为当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当我们表述“莫言等”时,如何在差异中呈现莫言的不可替代性,又兼顾其他优秀作家,从而形成文学史的新论述。

在重读莫言和莫言研究时,有许多问题困扰我。 当莫言分别以《檀香刑》和《生死疲劳》向民间叙事传统和中国古典小说致敬,莫言与中国叙事传统构成了怎样的互动关系?在中国文化的脉络中,我们如何解释莫言? 莫言并不讳言外国文学对他的影响,事实上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但莫言同时坦承他没有读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并且试图摆脱马尔克斯的影响;在解释他的“魔幻”时,他提到了故乡的生活本身和蒲松龄《聊斋志异》对他的启示。与前一个问题相关联,莫言是如何在本来和外来的传统中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 无论是莫言本人还是批评家都强调他的小说“在故乡”又“超越故乡”。这里要讨论的问题不仅是莫言的身世、童年记忆,而是与故乡相关的诸多因素如何成为莫言的创作资源(原型、主题、结构等),特别是如何成为莫言后来与其他作家相区别的“文化差异”。很多年前,阿城曾经这样说到莫言创作独特性的形成,他认为莫言《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等之所以个人化特点鲜明,在于莫言处于共和国的一个“边缘”:“为什么,因为他在高密,那真的是共和国的一个边缘,所以他没受像北京这种系统教育,他后面有一个文化构成是家乡啊、传说啊、鬼故事啊,对正统文化的不恭啊,等等这些东西。”阿城的观点对我颇有启示。但这只解决了莫言小说的文化生成问题,需要追问的是莫言如何再创造和超越的。 我近来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的微观研究,文本的“内部构成”是微观研究的重要方面。就“内部构成”而言,莫言的小说仍然有巨大的阐释空间。而研究莫言文本的“内部构成”还涉及到莫言小说的译本。关于莫言海外影响的研究,多数侧重莫言的海外研究,也有很多论著梳理了莫言海外译介的基本情况,但在译介学意义上研究莫言译本的工作有待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