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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成金:千古文人侠客梦——话金庸先生

来源:海南日报海南周刊 作者:本刊特约撰稿 冷成金 更新时间:2018/11/5 0:00:00 浏览:927 评论:0  [更多...]
编者按: 早在1993年,冷成金就第一次把金庸小说研究搬进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堂。之后连续多年开《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选修课程,深受学生喜爱。冷成金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研究,对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小说深有研究。著有《金庸小说与民族文化本体的重塑》《武侠小说与文学雅俗之分的文化机制》等论文,影响颇广。作为最早在课堂推广金庸小说的研究者之一,他曾经定义金庸小说是,“大俗大雅,至幻至真”,备受读者认可。为悼念金庸先生,海南日报《海南周刊》特约冷成金教授撰文,讲述他与金庸先生的三面之缘以及他独到的研究,与读者分享。   金庸小说是站在现代社会对传统的遥望,表达对传统的深情眷恋,也是面对家园逝去而表现出的无限怅惘。斯人已逝,永失绝唱。不应将金庸简单地与鲁郭茅巴老曹沈丁艾比较,因为后者是用新文体写新思想,前者是用旧文体写传统。 金庸小说的特质是大俗大雅,至幻至真,超越细节真实,直指理念真实,文化真实,心灵真实。金庸小说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是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形象显现,金庸小说将自唐至民国以来的武侠小说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在往后的岁月里,我们也许会从更深的层面上发现金庸小说的价值。 我们这个时代,不再需要侠客,但更需要侠义精神;不再需要狭隘的义气,但更需要信义;不再需要以武屈人,但更需要止戈为武;不再需要浪迹天涯,但更需要携手一生;不再需要为温饱奔波,但更需要家的温暖和精神的力量。我们需要的,金庸小说里都有。 1993年于中国人民大学开设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全校选修课后,我与金庸先生见过三次,一次在海宁金庸小说研究会上,一次在西安金庸小说高峰论坛上,一次是央视《笑傲江湖》开播前的看片会上,最后一次共度一天,并与央视台长、《笑傲江湖》导演以及严家炎教授共进晚餐,其间相谈甚多。音容宛然,而人仙去,思之肺腑如摧。谨以此文奠于金庸先生灵前。   金庸小说:当代文化的一大景观   古人云:“乱世天教重侠游”。在如今的清平世界中,自然是没有侠客的。但侠客已逝,其精神仍不绝如缕。今天,金庸小说的流行似乎还不仅仅是对失去的游侠时代的追忆,也不仅仅是对一种精神之美的祭奠,而是连结了传统与现代,并以一种诗意的方式指向未来,以其无可替代的功能和魅力打动了亿万读者。 金庸小说已经成为当代文化的一大景观,这恐怕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对于阅读金庸小说的态度,却是十分微妙而又耐人寻味的。随着思想的开放和学术的发展,学术界似乎也不再把金庸小说完全视之为无甚可观的“小道”,并且在大陆成立了“金学研究会”,也陆续出版了一些主要属于赏析性质的著作,但总的来看,仍未进入严肃的学术研究的状态。 对于金庸小说的评价,尤其是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和尖锐对立的看法。在迄今为止的大陆学术界,贬之者姑且不论,褒之者也大有人在,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先生甚至称金庸小说的出现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文学革命。金庸小说作为二十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自当成为文学史上的光彩篇章。”1994年,北京师范大学的几位年轻教师编了一套名叫《二十世纪文学大师文库》的书,把金庸排在了第四位,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金庸小说:历史的必然的选择   金庸小说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广泛的喜爱并在文学史上取得相当的地位,是由其内在的品质决定的。从内容上来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能在充沛的现代意识的融透中对传统文化进行苦心孤诣的梳理和显扬,与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有着内在的契合之处。金庸小说把传统文化塑造成了一座栩栩如生的雕像,使读者自觉不自觉地从中照见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尤其需要看到的是,近百年来,民族文化本体始终处于迷乱之中,可以说,重塑民族文化本体是每个国人深藏于内心的焦灼的期待,而金庸小说恰恰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尽管其中难免有偏失和迷误,但总的说来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从这一点上说,金庸小说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的选择。 金庸小说在形式上的成功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其一,以传奇表现传统。传奇是自古有之并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小说形式,但以传奇表现传统却是金庸小说的独创。金庸小说不拘泥于细节的真实,甚至刻意追求超越细节的真实,直接诉诸人们心灵的最深层次,达到了理念的真实、文化的真实,从而创造了一种具有诗的功能的文化小说样式,以至幻至真为其突出特征。其二,从文化传统中的雅文化系统(大传统)和俗文化(小传统)的接合部切入,一方面以俗文化中的富有活力的文学形式向雅文化渗透,并因此把俗文化系统中的合理成分输入雅文化系统,一方面又把雅文化系统中的文化理想融汇到俗文化系统去。这样,既超越了某些“俗”的方面,也超越了“雅”的方面,做到了大俗大雅。 金庸小说的“幻”指的是其细节的虚幻性,而“真”则指的是其文化的真实。金庸小说的“幻”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传奇的情节,二是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细节。 在这方面,金庸小说主要继承了《庄子》、神话、传奇、志怪及神魔小说的艺术传统,并进行了现实性的改造。所谓现实性的改造,就是去掉了其迷信、怪异、荒诞的成分,使之具有更多的理念的真实性,借用“理之所无、情之所有”这句话也许更能说明这一特点。例如,金庸小说中的许多艺术化的武功,在实战状态中是不可能使用的,但读者并未因此而觉得金庸小说失去了真实感,更未因此而责备金庸小说的荒诞不经。其实,这还只是外在的表现,其内在的精神是借“荒诞不经”的形式来负载深厚的文化内容,金庸小说不仅继承了这一点,并且有了创造性的突破。金庸小说的“幻”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负载其文化意蕴而刻意设计的,有许多情节、武功简直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极其形象、感人的图解。可以说,其“幻”的形式是其负载深厚文化意蕴的最为有力的、必要的形式,如果没有“幻”的形式,金庸小说便没有现在的文化深度。 同时必须看到,金庸小说“幻”而有度、“幻”而有法,不论是情节设置还是细节设置,均有其坚实的历史——文化依据,所以,这里的“幻”既不同于浪漫、夸张等纯粹的艺术手法,更不同于虚幻和荒诞的文体形式,而是直接诉诸文化本体,与文化本体是融合无间的。在这一点上,金庸小说对传统小说的创造性的转化是十分成功的。   金庸小说最大的突破:融历史于传奇   作为文化小说,金庸小说受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传统小说的极其深刻的影响,是对传统小说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实际上,金庸小说不仅要以表现传统文化为己任,甚至要以太史公的笔法来演绎“春秋大义”,这正是中国小说中史传传统的最好表现。古人说罗贯中“有志图王”不成才去作《三国演义》,大概是如同当年孔子、孟子不得行其道才退而著述一样,金庸先生早年亦曾想往政界一展抱负,怎奈时不我予,只好退而办报著述,我们且不用“知人论世”的方法来评论金庸小说,只从对大侠结局的设计等许多方面流溢出的抑郁孤愤之气亦约略可知。 金庸小说最大的突破在于创造了融历史于传奇,再借传奇表现传统的具有史诗意味的小说样式。在这种小说样式中,历史被深化为民族心灵的轨迹,历史事件被点化为代表民族性的符号,而与此无关的所谓“历史真实”则被删除;传奇这种传统的小说样式也不再张扬荒诞离奇的情节,而是变为表现文化真实的文学手段。因此,金庸小说的文化内涵远远超过了“英雄”、“儿女”所能达到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达到了史诗的深度。 金庸小说往往给人一种植根于历史事实之中的感觉。在十五部金庸小说中,绝大多数都有明确的历史背景,其中主要的六部则与具体的历史事件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分析这些小说中的侠客形象,可以看出侠客何为。《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先是行侠仗义,后则助守襄阳,这位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实是一位民族英雄,他一生的追求证明,他想实现的正是儒家的社会理想。《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希望为献身民族大义、消弭邪恶、张扬人美好的情感,终因为人过于诚实淳朴,被朱元璋激得心灰意冷,自愿退隐。《天龙八部》里的千古大侠萧峰企望以死来消弥刀兵,使天下永得太平。《鹿鼎记》中的陈近南是一个兼侠客、忠臣、民族英雄于一身的人,与《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碧血剑》袁承志一样,都是想以侠客的身分去实现社会理想,造出一个理想的世界。当然,他们都没有成功。再加上《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和小龙女归于玄寂,《连城诀》中的狄云和水笙逃避深山,《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和任盈盈“曲终人不见”,真是一部悲壮的侠客无奈奏鸣曲。 由此可见,金庸小说中侠客并不是逞一己之私、血气之勇的狂徒,而是与文人士子一样,都是要除尽不平、解民倒悬,建立一个德化淳美的桃园世界。作为历史的真实,他们的目的是达不到的;作为文化的真实,他们的行动和理想却有着永不磨灭的价值和意义。而侠客们体现出来的这种传统,这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消散的根本依据,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魂。 其实,文化形态的侠客是由文人创造出来的,千古文人侠客梦,千古侠客梦桃园,文人与侠客原是二而一的文化存在。希望集儒雅与勇武于一身,合风流与刚健于一体,不仅是传统侠客,也是传统文人的希望。金庸小说把这历史的真实和文化的真实统一起来,在描写过程中充满了积极昂扬的精神,这无疑是对文化传统中这一最基本的合理的文化精神的有效的弘扬。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民族文化本体中,侠客们的这一理想追求都将是一种永恒的存在。 对于恩仇观念和正邪观念的超越表现了金庸小说的开放情怀。中国人生而在恩、仇之中,报恩与复仇成了他们完成道德形象和实现个人价值的主要社会行动方式,所谓“丈夫第一关心事,受恩深处报恩时”,集中表现了这一思想。但这种“报”与“复”往往使人陷于一己之私而变成卑庸乃至邪恶之徒,金庸小说批判了只顾一己之私的“报”与“复”,使之与国家民族和文化理想相联系。林平之与谢逊均为报一家之仇而丧心病狂,下场亦可悲,袁承志先是为报父仇而学艺,后来通过对崇祯、皇太极和李自成的一步步的认识,终于明白了家仇、国仇、天下仇皆无从报起,在三次复仇中获得了三次人格的升华,从而成为极具文化色彩的大侠。 对于正教与邪教,金庸小说不是采取僵化的态度,而是着重表现了其相互包容、转化的一面。作为“邪教”的明教最后淹有天下,而作为“正教”的六大门派却日渐衰微,这些结局的安排,都表现出尊重合理因素、化解恩怨、消除障碍、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积极意识。 《天龙八部》是一部极富宗教情怀的杰作。它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无人不冤、有情皆孽的非人世界,在这里,人与人之间、正教与邪教之间、武林门派之间、国家民族之间、宗教与世俗之间乃至已经灭亡的朝代与现实之间都充满着怨和恨,而这些怨和恨又无始无终,无因无由,理说不清。《天龙八部》是一部十分深奥复杂的小说,它没有停留在简单地宣扬佛教思想的层面上,而是把儒家的“爱人”的悲天悯人的情怀、道家的万物齐一的思想、释家的破孽化痴的感悟融为一体,由此而指向了反对“异化”和匡扶人性的主题。萧峰之死和慕容复之疯又对全书起了至关重要的点化作用,使小说表现出对美好的社会、人性的宗教式的热情和渴望。《天龙八部》已经显示出从宗教角度对文化传统进行探索的倾向,这一点在重塑民族文化本体时应尤其加以注意。   大俗大雅:透显浓厚的历史悲剧意识   金庸小说中透显出浓厚的历史悲剧意识。与传统的“大团圆”结局相反,金庸小说很少给人以廉价的希望,而是以其独特的诉诸文化真实的笔法直面侠客的失败、邪恶的得逞和正义的泯灭。然而,金庸小说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悲剧意识的特点,在暴露现实悲剧性的同时,又充分显示出其弥合的功能,即不仅看到了现实的悲剧性,在对现实悲剧的追问中觉醒,还相信理想的价值、力量和意义。人事虽不可挽,天道却是永恒的,悲剧性的现实此岸与理想的彼岸是可以通过人事的努力来连通的,其间的距离是可以弥合的。我们在读金庸小说时,一方面感觉到了悲剧的震撼力量,另一方面,又没有向悲剧屈服,而是激发出了人的高贵的精神,感受到了新的价值和意义,更加树立了为合理的文化理念而奋斗的信心。这就是金庸小说式的悲剧——当然也是中国式的悲剧——的力量。 大俗大雅,至幻至真。金庸小说超越了五四文化的源头,直接从古老的传统走向了现代,它的巨大的成功已无可争辩地说明传统的永恒的活力,也说明它为我们创造了一种民族小说的新形式。然而,“雅”“俗”的转化,“真”“幻”的融通,都是以现实为中介的。但现实又绝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就像《倚天屠龙记》里的六大门派围攻“魔教”的光明顶一样,孰正孰邪,实在难分得很! 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读金庸小说,有时会使人想起《三国演义》,唤起那种隐藏在记忆深处的感觉。而在掩卷长叹之余,又不禁想起《三国演义》的开篇所附的那首清人的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鱼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然而,这历史的浩叹并没有使历史“转头空”,那三国时期的“古今多少事”也没有成为“笑谈”,相反,它所负载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魂,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成为我们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原动力。那么,金庸小说呢?当我们读金庸的小说的时候,难道仅仅是一种无聊的娱乐,一种空虚的消遣,一种没有目的的精神的漫游吗?